央行召开会议强调：强化风险提示和早期预警，遏制增量风险

他坚持认为,法律这个词汇在西方世界中就是一种习俗系统,这对于民族志和文化比较来说并非是一种适当的分析系统。

如果笔者文首提及的案例中出现的情况，这家外商独资公司人去楼空，何以成为人再去实施任何法律行为呢？离开了具体的自然人管理者，公司则无法成其为法人，因为没有可以拟制为公司意志的意志来源。公司经营范围也是就是股东的授权范围，性质上属于代理权限。

股东没有丧失财产权利，而是在其对公司的授权范围内把其对出资财产权的受益权之外的其他权力/权能委托授权给公司，因此，公司取得的不过是财产权力。综上所述，股权并非单一的权利，而是权利束，能够分解为具有不同客体的不同性质的权利。这实际上是上述第2特征的另一种表述而已。但这些均已经超出了本文所要探讨的范围，并无相关性，不足以用来否定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代理法律关系。然而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实为失之偏颇。

公司之于股东和代理人之于被代理人在本质特征上均相同。公司的法人意志即为拟制的公司董事会（或执行董事）之意志。然而，行宫前的一座破旧磨坊却让他大为扫兴。

其四，只有将以德治国的精义定位为以德治官，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才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35] 《四库全书·政法类·法令之属按语》。[66]但在专制社会中，没有外在的制约力量迫使君王守法，法家的以法治国只能导致人治，而不会走向法治。黑格尔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称人类的导师，并称赞亚里士多德是从来最多才最渊博（最深刻）的科学天才之一，一个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最早提倡法治的人物。2．权利文化 从一般意义上说，制度的有效来源于文化的支撑。

[65] 在这里，昂格尔所指称的法律制度其实就是民主制度。因为法治与宪政之间的高度近似性，以及宪政与人权之间的手段—目的关系，法治与人权之间的密切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即法治的真谛是人权。但是，这年4月6日，明治天皇以向天地神祗宣誓的形式，发表了《五条誓文》，提出了初步的政治改革方案。[16] 参见百度百科，民主词条。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提出：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如果从学理上对法治和这三个概念进行辨析，它们在内涵方面肯定有很多区别。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用民主、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等与人权具有密切联系的词汇所表达的政治思想，与何启、胡礼垣、梁启超的民权言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使用法治指代我党的治国方略和我国的发展道路。

与此同时，选举制度的试验也限于困境。由此可见，对法家的以法治国理论与实践进行分析，可以使我们深化对法治与人治的认识。

于是，慈禧太后下决心进行变法。在对应的治理模式上，由人治转向法治。

而个别学者给法治打折，所持的论据之一则是大秦帝国二世而亡的一幕。[19]因此，在下文中，笔者有时会把法治、民主两个概念并列使用。（3）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认真调查研究，能够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相结合，卓有成效开展工作，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反对形式主义。不料，在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成了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法律被当作阶级斗争甚至敌我斗争的工具，五四宪法确立的法治原则被作为资产阶级法治原则遭到批判，如：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被理解为同反革命讲平等。在对应的政治类型上，由专制政治转向民主政治。[50]稍后，他更明白地指出：顺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权不可。

比如，中世纪晚期的马基雅维里和启蒙时代初期的霍布斯，前者以《君主论》怂恿君主为攫取权力和巩固权力而不择手段，后者在《利维坦》中鼓吹建立强大的、极端君主专制的国家。以法律制裁人的思想，是赤裸裸的暴政。

重视法律的作用，即是法治。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

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70]可谓一针见血。对我国而言，古代法家以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证明，没有民主就不会有法治。

人的思想与行为之间的密切联系，决定了法律与道德的不可分离。他说：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67]离开了民主，宪法和法律所宣示的普遍守法原则就会成为具文，就不会有法治。[21] 参见许崇德：《宪政词辨》，《法学杂志》2008年第2期，第25页。

[48]梁启超在1897年也曾指出：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

常人既不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被说成是以法抗党、反对党的领导。

参见《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9] 李贵连、李启成：《近代中国法治思潮批判》，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8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通过落实《决定》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即可使法律具备内在道德。人治不仅不能帮助君王摆脱历史的周期率，而恰恰是人治铸就了历史的周期率。为使读者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条件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现择取几个影响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条件作一简要描述。不仅使民权学说体系化，而且使民权理论成为一套完备而富于可操作性的治国安邦之术。

跟这些东西的数量比起来，真正美国产的东西其实并不多。[57] 我们置身其中的是一个道德滑坡的时代，任何人不能从他的恶行中受益这一道德常识早已被公然颠覆，[58]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竟然也会失灵。

[30]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乃至整个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代表了希腊哲学的最高水平。此后，英国人又通过《无承诺不课税法》（1295）、《权利请愿书》（1628）、《人身保护法》（1679）、《权利法案》（1689）、《王位继承法》（1701）等一系列法律，把国王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剥夺殆尽。

在上、下级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上级首先要守法。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贫富差距的缩小，促使人们用共赢模式进行思维，用和平的方式（自我协商、法律渠道）处理纠纷和争端，这是法律权威得以树立的重要条件。